法斗犬托运过程中死亡，宠运商擅改运输方式被宠物主告上法庭

男子通过宠物托运平台，将自己的宠物狗从深圳运往河南，但到达目的地时，心爱的“毛孩子”已经死亡。谁应承担赔偿责任，是托运平台还是实际承运人？

近期，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件涉宠物狗运输合同纠纷案。

涉案宠物托运订单

2021年7月，刘先生通过宠物托运公司运营的某微信小程序下单办理宠物托运，将心爱的“毛孩子”——一只购入价10500元的法国斗牛犬从深圳运往河南。

刘先生下订单时，在平台上勾选同意《运输契约条款》。该合同约定，平台系提供物流资源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宠主在平台提交订单成功后，在平台注册的宠运商将为其提供后续的宠物托运服务。宠运商执行平台统一的服务规范，并对服务期间的服务质量负责。运输方式若选择宠物专车的，在途中因乘车环境和服务导致宠物意外身亡，宠运商应对宠主进行赔付，宠运商以运费3倍（包含运费）作为最高赔偿条件。

平台注册宠运商乐女士接受订单并提供报价，刘先生随即向平台支付运费688元，双方约定送宠方式为宠物专车。

然而在运输途中，乐女士一方擅自改变运输方式，从原定宠物专车改为大巴客车托运，导致到达目的地时刘先生宠物狗因空气不流通窒息死亡。随后，乐女士向平台赔付两倍运费即1376元，平台遂向刘先生退回全额运费688元，并向刘先生账户支付1376元赔付款。

刘先生不满平台的处理结果，协商无果后，起诉至奉贤区人民法院，要求平台公司另行赔偿刘先生宠物损失9,124元。审理中，平台公司披露了乐女士主体信息，人民法院依刘先生申请追加乐女士为本案的共同被告。之后，刘先生变更诉讼请求，要求平台公司和实际承运人乐女士共同赔偿刘先生宠物损失9,124元。

平台公司辩称，平台公司系信息服务平台的中介人，刘先生和平台公司之间是中介合同关系，并非运输合同关系。刘先生宠物死亡是乐女士擅自变更运输方式造成的，平台公司已经第一时间退还运费并按照合同约定向刘先生支付两倍运费，平台公司的义务已经履行完毕。

乐女士辩称，刘先生的宠物在运输前已经气喘严重，且刘先生没有提供兽医开具的健康证明。由于没有直达的宠物专车，乐女士一方当时没有告知刘先生就将宠物运输方式变更为大巴运输。刘先生的宠物死亡后，乐女士未收取运费并且向平台支付了两倍的运费，已经符合平台的最高赔偿标准。

奉贤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乐女士作为运输合同实际承运人应对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如不能举证证明存在《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二条规定的免责事由，则应对运输过程中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乐女士虽辩称刘先生的宠物狗在运输前已经气喘严重，但其提供视频等证据不足以证明刘先生的宠物狗在托运前存在不良健康状况，况且，其擅自变更运输方式存在过错，其不能证明存在《民法典》第八百三十二条的免责事由，故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

宠物托运公司作为提供物流资源服务的网络信息平台，其促成了刘先生与乐女士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且，其已经披露承运人乐女士的主体信息，使得刘先生可向乐女士主张赔偿责任，故刘先生主张平台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运输契约条款》作为格式条款，三倍运费赔偿条款（包含运费）并未采用字体加大加粗或者其它特别提示。尽管刘先生对条款进行了勾选，亦不能认定平台已经依法履行了适当及合理的提示义务。刘先生购买宠物狗的价格在一万余元，契约条款约定的三倍运费赔偿条款（包含运费）明显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限制了托运人的权利，显失公平。故三倍运费赔偿条款不应适用。乐女士应按照购买价格10,500元进行赔偿。扣除已经支付给刘先生的1,376元，最终奉贤区人民法院判决乐女士赔偿刘先生9,124元。

一审判决作出后，乐女士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